精彩导读

　　○把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就是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色。

　　○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是中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破除对发达国家市场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走出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实现百年中国梦的基本方略。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中去定位，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把握，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何新一轮改革要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为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下，在西方大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2015年第一季度GDP依然保持7%的较高增长。从更大的视角看，同样是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不同国家的绩效却表现迥异。早先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大多数国家中，发达的只是少数。在中国成功实践中，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层面看，讲辩证法、两点论，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是中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中国改革是以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改革

　　纵览中国改革开放全部过程，其基本逻辑是始终以持续发展为主导，以持续发展绩效作为改革的检验标准，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从本本出发。实际采用的理论也基本是从改革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像俄罗斯、东欧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处方，即“华盛顿共识”。后者把西方一二百年演变形成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繁荣的根源，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中国改革以经济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特征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改革之初中国并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更不要说实行什么“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人们虽然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病，但并不认为要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只需要对其进行修修补补。当时，中国经济形势严峻，扭转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是首要的任务。“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当时都是受欢迎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确立的基本路线，就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多年来，中国始终自觉把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理念。

　　因此，中国的政策很明确，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为发展服务的。这种策略可以概括为寓改革于发展之中。其基本特征是让市场机制在适应经济发展中自发渐进地成长。中国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极端落后的经济面貌，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也不太深刻，他们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市场的力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一种推进发展的适应性过程，也带来了中国转型的渐进性质。

　　当然，中国的渐进转型特征只是一种事后的描述，是从总体上与独联体、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相比较而言的，但并没有事先设定改革一定要按照渐进方式进行，实际的情况是能快则快，该突破的时候就突破，一切以发展效果即“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以不影响发展为前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以持续发展为中心导向的改革。

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

　　中国改革呈现一些自己的特色：它没有现成模式和成功经验可借鉴；它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变的具体目标和一个事先完全规划好的详细蓝图；它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它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根据以上特色，学者把中国改革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激进改革相区别，概括为渐进式。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刻意地采用渐进主义的方案，而是根据本国国情，“走一步看一步”，在“干中学”过程中实施改革，从而避免激进改革。

　　中国改革是由改变当时贫困状况和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引发的。在发展经济的目标激励下，改革与发展交互进行，相互促进，人们参与改革完全是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改革应是一种自发性渐进的过程。这种改革方式的优势很多。

　　首先，我国这种改革的机制体制转变不是一个激进式简单照搬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社会有机体中自然演进的适应性渐进过程。在机制体制转变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这样一种隐含假定：对于发展的成功来说，存在着一种必须遵循的理想制度模式，它是可重复的、在所有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都是可以直接应用的。这是他们把经济转型看做是“英美模式”的一种机械的和决定论的大爆炸式引进过程的前提。按照演化经济学的原理，这样必然会严重忽视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而真正发达的只是少数。市场经济有不同类型，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必须采用渐进的方式使其和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逐步结合。认为一旦迅速照搬了英美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就可以自然地快速增长，是一个幻想。

　　其次，我国这种改革的机制体制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与本国历史文化相适应的过程。机制体制转变不仅涉及利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文化认知模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凡勃伦的看法，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殊性，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

　　另外，制度就是人类惯例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又与长期日常交往所发展的社会行为有关。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说：“所谓必需的制度仅是人们习惯了的制度”。人类惯例化行为模式的意会性质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意会知识的性质说明了人类惯例化行为模式亦即制度变迁的缓慢性和长期性。

　　从上可以看出，适应性的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机制体制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和各国具体环境条件逐步结合的过程。从改革的实际过程看，它不仅是改变作为形式化规则的制度，还要改变人，改变非形式化的规则，包括文化、认知模式后的习惯、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而这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中国改革是有坚强支撑条件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经验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更深刻了。从一般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但必须看到，市场经济并不是在哪个国家都灵验。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经济史学家琼斯教授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写道：“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是市场经济是非市场世界抚养起来的孩子……”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市场经济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撑才能发挥威力。

　　第一个条件就是强大的独立主权国家或强政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根据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指出：“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处于经济转型这种深刻变革中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是每个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对其公民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没有的强制力。由于这种强制力的存在，政府能够以很高的自由度，推行那些影响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功能的制度。当然，政府作用好坏取决于其品性和对国情的适应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如果没有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人民论坛杂志社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一位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由此可见，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是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转型，就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

　　中国的政治优势对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一是不受外界干扰，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二是保持政治、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动员、整合、聚集多方面的力量，形成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四是充当了改革中利益调整的公正裁判者和执行者。五是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的改革避免了复杂的博弈，不仅容易推行而且错了也能迅速纠正。六是强政府能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从而避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恶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市场经济改革必然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减少，但减少多少、何时减少都需要靠实践的发展来确定。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说：“制无美恶，斯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第二，我国制定的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也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工具，那么国家或政府就是使用工具的人，好的工具要有能掌控它的强有力的好的主人。而发展战略是使用工具的目的、要求和方法。再好的工具也是为了发展，也要在适应和服务发展中磨合才能发挥作用。

　　迈克尔·波特在对10个国家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一个国家只有准确把握本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动因与趋势，审时度势地采取合理的发展战略，才能扬长避短，赢得主动，提升自然禀赋，推动技术持续升级和制度不断创新。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早在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邓小平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最伟大的设计者。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在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统一与完善。中国政府是强政府，它有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成长。中国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上，而且制订了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市场经济的成长提出了基本要求，也就是市场经济究竟如何构建必须以发展效果为转移。同时，发展也为市场力量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实践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机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它开始不一定完善，甚至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要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很笼统抽象的概念，从历史和现实看，它都呈现出多种形态，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自己摸索出来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我们要破除对发达国家市场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走出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之路。

　　邓小平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创造逐步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定型化。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研究”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