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用陶行知思想探析历史教材中争议内容的教学指导

南通市第二中学 施建楠

省第七届“行知杯”征文二等奖

摘要：目前历史教材中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内容，如果不闻不问不仅违背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而且是对学生的及其不负责任。一线教师应以求真的教学态度，以“真、恒、智”的教学方法来对此类问题进行甄别处理，让学生逐渐掌握用客观的眼光、综合的想法、科学的方式来认识历史、认识世界。

关键词：历史教材 争议 陶行知 教学指导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陶行知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真”比一切都重要。一个“真”字廓清了几年来中国封建教育中存在的虚假伪善的尘垢，指明了现代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教师作为现代进步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应牢记陶行知先生的话，教学生求真知，学真本领，养真道德，说真话，识真才，办真事，追求真理，做真人。以“真”字作为自己的立教之本，教好书育好人。因此，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在中学历史课堂上，说到“求真”就不得不关注现行历史教材中的争议问题。争议的焦点是教材中的差错和“硬伤”，为此出版社与挑错者展开了多场唇枪舌剑的“厮杀”。后来，中学历史教材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那些“硬伤”也大多进行了纠正、处理或规避，看似一切可谓尘埃落定。然而，史学发展是不断变化的，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方向又带来了新的争议。

面对教材中的争议内容，有人忧虑、有人愤慨、有人踌躇、有人漠视，可是作为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这却是不可回避的教学难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信”圣贤书，浑然不理争议呢，还是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心态，对这部分知识点冷处理。笔者认为，这两种做法固然各有其道理，但也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对待教材中的争议内容，历史教师应该更加审慎、理性，用“真”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回避问题，抑或是掩盖问题甚至是推给学生。

更何况，如今各地高考试卷日益个性化和生本化，以上海、江苏等地的历史高考试卷为例，材料选择不再回避热点和争议考点，反而以此来检验学生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想要故作不知或绕道而行最后只能自食苦果。由此，我们与其做事后诸葛亮，还不如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有选择性地运用恰当的应对措施，这样既能避免学生在考试时的茫然无措，也能从深层次上提升历史知识的可信度，增强学生的历史素养和学科思维能力。我们无需担忧学生的接受水平，也无需多虑试卷的具体情况，平时不回避问题，多经历风雨，才能练就临危不惧、谈笑用兵的超凡技能。

那如何运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要教学生“求真”，真确客观地对待历史教材中的困惑，必须掌握三个诀窍：真、恒、智。

先说说什么是“真”。真者去伪存真是也，即陶先生所强调的探索真理的态度。2000年，有人在旧人教版《世界近现代史》下册中列出“硬伤”25例，其差错率就17万字教材的3.4/10000，大大超出了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为不合格”的规定。时至如今，虽然人教版已经重新修订，其他人民版、苏教版、岳麓版等版本也十分注意，但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仍然存在。我们不清楚倒也罢了，如果知道却还是在课堂上照本宣科，那就是误人子弟了。更何况，目前很多省份内部实行多版本并行的政策，学生在某本教材中接收到的错误信息可能会影响他的历史判断能力，在对其他材料的分析过程中也许就会殃及池鱼。

既定的社会存在是人们形成正确价值判断的基础。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只要摆出事实、讲明道理，学生往往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反之，如果学生因不清楚这一争议而在考试中受到影响，可就是“死不瞑目”了。比如说，在岳麓版中有一段介绍中山装样式内涵的史料：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这段材料既生动又贴切，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治国理想在一件服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教师教得有味、热闹，学生也学得起劲认真。

然而，翻遍孙中山的文稿和近代有关孙中山获中山装的各种史料，却找不到教材中这段中山装内涵的出处，出版社方面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不禁令人一头雾水——这真是孙中山设计这套服装的初衷吗?根据近代史料记载，孙中山设计中山装的灵感来自对德国和日本军装、学生装的喜爱，彼认为旧式的礼服——长袍马褂不仅蕴含了许多封建社会的糟粕，而且不够贴身，不方便人们进行一些大幅度的活动。当时革命党人对国人的期望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山装既展现了除旧革新、学习欧美的发展态势，又有利于人们行动的方便，正合时也。孙中山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这一设计思路，根本没有像教材中所说的那样讲中山装的各个细节标上革命思想的标签。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余齐昭表示，中山装的样式在民国时期多次变化：前襟从七纽扣到五纽扣，胸前左右从暗袋到明袋，袖口从两纽扣到三纽扣。这种款式的调整只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观。由此可见，岳麓版介绍中山装样式内涵的史料完全是为了凸显孙中山或民主革命的内容而进行的人为编造，属于主观臆想，虽有积极因素，但终究是一个彻底的假史料。

在对教材中明显存在谬误的环节的处理上，有的教师显得十分为难。有人觉得教材是教学的核心文本，先别说其是否有错，就算值得商榷，也不是我们普通教师能够指手画脚的，一个不好就会落得两头不讨好：可能会因为擅自指责甚至修改教材内容而被学校诟病，也可能会得不到学生的理解，认为自己故弄玄虚，没有资格对教材指手画脚。但是为人师者，岂能因此而违背自己学术严谨的职业规范，历史教师有必要也有这个义务为学生指明史实真相，给学生说清楚“我们不能抹杀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历史功绩，也不能杜撰并不存在的历史痕迹”的道理。

为了给学生一件“真实”的中山装，我们可以首先帮助学生定位一个真实的孙中山。

例1：

材料一：正当革命党人信心满满的筹建中华民国时，革命阵营中的旧官僚、立宪派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牵线搭桥下，迅速投向了袁世凯的怀抱。面对这种局面，孙中山被迫答应袁世凯，只要袁能使清帝退位，拥护共和，致南北统一，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尽管孙中山在最后留下了《临时约法》的后手期冀制约袁世凯，但这无疑是镜花水月，痴人说梦。

材料二：原本笼罩在中国上空南北分裂的战争乌云，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看似妥协，又具有牺牲小我成就大业的政治智慧的运作下迅速消散，北洋政府虽然不堪，但毕竟共和政体已不可逆转，中国统一获得了维护，众多民众免受战火的摧残，可谓中国的“光荣革命”。

问：根据上述材料评价辛亥革命的遗憾。

熟悉此类历史材料题的同学一看就知道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事实上，当前，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认识：有人说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有人说他们是使中国政治愈发糜烂的罪魁祸首。这道题目无疑可以帮助学生客观公正的认识孙中山及其革命理念。在学生得到这样的认识后再向学生展示教材中关于中山装内涵解释的不当之处，学生就能够平心静气的接受并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了。同时教导学生，教材只是帮助我们学习历史的一种载体，而非历史本身，我们平时分析在试卷中接触的史料，既要以教材内容为准绳，又要以自己的理性为指引，千万不可迷信教材，自己的学识、智慧和思考才是判断事物的根本所在。当学生通过不懈探索，解决了难题，认识了本质，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愉悦感，对塑造其自信心和推动其继续探索作用深远。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恒”。恒者勤耕不辍也。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中，坚持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历史有时是模糊的，可以任意加以各种主观行动的;有时又是精确的，容不得半点偏移与随意。特别在可以找到确切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更加不能因为教材编者的疏忽而影响到学生对历史史实的精准认识和如实把握。若果涉及到的是较为久远或者史料残缺的历史，比如说上古三朝，我们无法做到十分精细的分析，且现有的考核机制也只是拿其中那些比较明晰的历史情况作为主要考试内容，还可以模糊处理的话，那么那些有着丰富资料、知晓者甚众的历史元素就绝不能视而不见了。哪怕是一点点误差，也可能让学生的理解产生偏移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信息。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教师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剖析透彻，还学生一个历史的本原，也为自己留一方研究的净土。

例2：在1972年，尼克松一行完成在中国上海的访问计划后，美国方面在外交姿态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A.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B.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

C.美国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D.美国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上题该如何选择呢?让我们看看教材中是怎么说的。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24课《开创外交新局面》中对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的外交成果是这样描述的：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阐述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毫无疑问，从教材的内容来看，美国无疑是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答案选A。

但是事实真相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①]什么叫“认识到”，乍一看好像就是承认一个中国，但是仔细一想，才觉得内里大有玄机。首先，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事实上，台湾当局才是美国暗中认可的“中国朋友”。如果说此时尼克松政府就这样明确承认一个中国，无疑会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也会在法理上让正处上升期的美国与大陆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有可能让人感觉美国在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局面，只能进行了具有弹性的外交处理。同时，在1978年底的中美建交公报中，有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②]的明确说明，也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样的表述。这时，才是美国真正承认了一个中国，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1972年美国并没有做出和建交公报一样的表述。

那是不是因为文字表述或者翻译的问题导致史料在这两个时间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同一个观点呢?翻开当年的历史，我们发现这样的文件出台前各项工作是十分复杂和慎重的，容不得半点马虎，也决不允许有一丝疑虑。联合公报发布前，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各项负责人总共花了接近100小时的时间去完成各种工作，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仔细琢磨，而它主要内容只有一千字不到。可见要出现令人产生误解的说法，其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既然文字上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对学生的历史理解产生巨大的影响，那历史教师就必须咬文嚼字，下定决心让学生明明白白的领会历史的本来面貌。1972年的中美两国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进行模糊化的阐释，我们却不能稀里糊涂地硬搬教材的说法，让学生学得稀里糊涂。面对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用例2这样试题来掏出教材的盲区，找出学生的问题，在抛出详实的史料佐证，让学生避免因教材的误导而发生认识的偏差。这样不仅可以纠正某些问题，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历史思维，强化了学生的学习理性精神，使学生明确历史学习有时就是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根据相关史料和史实，美国在1972年就只是“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而不是“承认”，这是美国人在其时的精明之处，我们如今若搞错这一点，不仅是不尊重史实，还会闹笑话。

最后我们来说说何为“智”。陶先生一贯注重“知行统一”，教育的目的就是启迪学生之智慧，锻造学生之精神。说到底，历史教科研工作是个动态的存在，历史教师不可能也不能够将大量精力花在打探和研究历史教材的争议内容之上。俗话说得好，“没有千日防贼的”，这其实说的主要是我们的态度和意志，那究竟该用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彻底解决其对教师教学工作的困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羁绊呢?说到底还是要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训练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生只有清楚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学科思维，才能学会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只有清楚了什么是史料，如何看待和分析史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找到线索，找到问题的答案;只有清楚了什么是史论，才能正确看待教科书与试卷史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做到宠辱不惊、八风不动。

也许有教师会认为，教材中有争议的内容必然不会出现在高考这样高利害关系的考试试卷之中。这一幻想是不妥的，因为上述侥幸心理现在已经正式被不断创新的高考试卷所打破了。以江苏省近年来的高考试卷为例，无论是关于明朝内阁首辅是否拥有一定制约皇权的能力，还是关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是否一贯到底，所提供的材料内容都与教材中的阐述有着一定矛盾之处，很多学生由于思维定势容易选出诱导选项，反映出历史鉴别和分析能力的不足。

例3：一位学者评价说：“当时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使不少被尘封或淹没了的传统重现光芒。例如，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了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大学的学术殿堂。”这一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

A.反对旧道德崇尚现代文化 B.混淆了先进与落后的界限

C.充分肯定了文言文的欣赏 D.存在对旧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这是2013年江苏历史高考试卷的第7题，在新人教版历史必修三《新文化运动》一课中，对新文化运动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这样描述的：“新文化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的偏向。”并以“打倒孔家店”为例，说明了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们将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打破思想桎梏、宣扬民主科学思想的突破口，从而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书本现有知识在学习、复习和练习过程中已经在学生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乍一看到这样的题目，很难立刻找到问题关键，反而会习惯性地将注意力立刻集中到反对旧文化的固有思维之上。可是通过对材料的解读，却可以得出与教材内容不太吻合的观念。为了防止此类“悲剧”的发生，历史教师需要做的事情有两个：

一是平时多向学生介绍有关史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多和学生对这些容易出现争论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让学生多熟悉这样的题目类型，形成拿到题目不轻举妄动的习惯，遇到问题不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是用客观、理性、全面的历史目光去审视材料和设问，以免受误导信息的干扰。

二是平时就注重训练学生阅读、分析历史材料的技巧，在材料引导的历史试题出题大趋势下，帮助学生乐读材料、会读材料、读懂材料是完成理论到实践的关键一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无论给出什么样的材料，无论材料内容与教材内容有多少差异，都可以从中找出正确的答案。

在新课改向纵深推进的大浪潮下，历史教师身上的责任与使命担当依然艰巨，不仅要让学生进入自主学习的模式，还要苦练内功，熟悉教材、科研与命题各方面的关系，不厌其烦地在教材、教学和实践中找出合适的切入口和共同点，不能一味地被教材所奴役，也不能对某些学者的“想象性理解”放任自由，而是要考虑吧到各方面的因素，就如同一杆修竹，无论外面风雨多大多猛，都能扎根自己土地的同时，用“真、恒、智”的定力，既顺势而为又借力而上。一句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①] 《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6日。